在進行行為測聽時，嬰幼兒和兒童的測試結果與成人相比，準確性和完整性欠佳。對于嬰幼兒，聽力師只能在幾個有限的閾值基礎上選配助聽器，不能進行閾上辨別能力的測試。近年來，由于頻率特異性誘發電位的應用，使我們能夠更早、更全面、更準確地獲得嬰幼兒的單耳聽閾。這些信息為選配助聽器提供了很大幫助，但是仍舊不能完全取代行為測聽的位置。在年齡小于6個月的嬰兒，由于不能完成行為聽力測試，小兒聽力師只能依賴于頻率特異性誘發電位的結果；即使年齡大于6個月嬰兒，其早期的行為聽閾也只是最小聽覺反應級( minimal response level，MRL)，它會略高于真正的聽閾。因此，需對嬰幼兒的聽力進行隨訪，直到可以得到雙耳準確完整的骨、氣導行為聽閾。

    嬰幼兒的聽力損失特征通常與成人不同。成人通常隨著年齡的增大，逐漸出現高頻的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兒童則有突發性和語前深度感音神經性聾的危險，并且可能伴隨中耳炎。這些區別主要是由于聽力損失的原因明顯不同。成年人會受到老年性聾和噪聲性聾等的威脅。而嬰幼兒的致聾危險因素包括超過48小時的重癥監護、家族遺傳造成的兒童期聽力損失、顱面部發育畸形等等，在新生兒此類疾病的發病率為0.1%。兒童還有可能由于后天疾病而導致感音神經性聾，例如外淋巴管瘺以及引起進行性和／或波動性聽力損失的一些疾病。

    嬰幼兒和兒童的外耳比成人的小且柔軟，在出生后的前幾年，會迅速發育。發育最快的階段是從出生到兩歲（Feigin等，1989），并可持續到7歲。在這一時期，耳廓體積增長，外聽道內的軟骨組織和骨組織不斷發生體積、密度和方向性的改變( Northern和Downs，1991)o這些改變對于選配助聽器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首先，盡量使用軟耳模，并需要根據耳道發育的情況，經常更換耳模。其次，不能以成人外耳道共振峰的均數來計算兒童助聽器的目標增益。Kruger(1987)及Kruger和Ruben(1987)都發現新生兒外耳道峰共振頻率高于成人平均值的2到3倍，直到出生后的第二年才能接近成人水平。可以觀察到，嬰幼兒外耳道共振峰的頻率明顯高于成人。Feigin等(1989)也有類似的報道，5歲以下的兒童，堵耳的助聽聲壓級和2cc耦合腔聲壓級的差值（即真耳耦合腔差異，real-ear-to-coupler  difference，RECD）明顯高于成人。如果將成人平均外耳道共振峰的數值使用在兒童助聽器的選配中，將出現錯誤的結果。

    最重要的是兒童使用助聽器的方法與成人不同。嬰幼兒從許多不同的距離和高度聆聽言語聲，例如站在地上，從嬰兒床中，被家長抱在懷里，背在背上等等。Pearsons等在各個不同的位置，對家長與兒童間對話的言語聲進行了測量。結果顯示，長時言語頻譜圖( long-term average speech spectra，LTASS)根據兒童聆聽的位置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并且與成人間對話的LTASS有明顯不同。將這些言語譜圖進行比較，在強度和形狀方面都有所不同。助聽器的放大應該根據輸入的不同確保兒童在不同環境中的聽覺舒適度。

    嬰幼兒與成人的不同還在于他們使用助聽器是為了獲得言語的發育。為了使這一過程順利進行，助聽器給兒童所提供的放大必須使他們不僅能夠聽清自己的語音，同時也要聽清對話人的言語。因此，在選配助聽器時，必須考慮兒童在語言發育過程中聽覺自我反饋的重要性。在言語康復早期，有聽力損失的嬰幼兒只能依靠助聽器提供給他們的信息生活和學習。他們不能像成人那樣，根據自己的需要調節助聽器，通常情況下只能將助聽器設置固定。因此，對于他們來說正確地選配和調試助聽器就更加重要。但遺憾的是，由于獲得準確的聽閾比較困難，使得助聽器電聲學調試變得復雜。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們需要在調試過程中控制和修正所有錯誤因素。

    總之，兒童助聽器的選配過程在很多方面都有別于成人。在評估過程中，由于兒童所能提供的聽力學信息太少，以下因素使結果的分析更加復雜(a)只能用電生理方法估測聽閾；(b)外耳道結構和聲學特性與成人不同，而且還在不斷變化；(c)由于中耳和內耳的疾病導致的聽力波動；（d)與成人相比，兒童無法主動配合聽力學檢查。在助聽器選配過程中，兒童需要舒適的放大，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聽力的變化需要不斷地調整助聽器以適應不同的聆聽環境。顯而易見，嬰幼兒助聽器選配對聽力師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